（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卓越）
【摘要】近十年来中巴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反映于以下五方面：梳理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巴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家关系发展的视角，探析促使中巴关系趋善发展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从区域和平安全与协作发展的视角，探讨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要性；考察中巴双方在经贸、能源、电力、医药等诸多领域的合作状况，分析双方在各合作领域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从中印巴、中巴美等三角关系的视角与中印关系发展的框架出发，探讨在大国博弈驱动下中巴关系的现实走向。
【关键词】中巴关系 外交政策 五项原则 合作互惠
中巴是睦邻友好的邻邦，两国有持久而弥新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情结与近代趋同的历史命运，使东亚与南亚两个地区性大国——中国与巴基斯坦在国际政治上的外交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巴自建交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使得两国关系始终得以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不断加强的形势下，中巴之间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外交关系，中巴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将更加深入，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巴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亦更为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利益诉求。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维持南亚地区平衡、打击恐怖分子、极端势力、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鉴于中巴双方长存的历史友谊、中巴双方当下的全方位外交，以及巴基斯坦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关于中巴关系的研究俨然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不仅有两国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参与及定期举办的学术研究会，同时还有大量的针对中巴关系研究的相关科研论文面世，这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化。目前学界对中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考察中巴建交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演变情况，分析造成两国外交关系不断调整发展的相关因素。如韩晓青：《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矛盾”外交政策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一文，着重考察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矛盾性的外交政策，认为当时巴基斯坦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追随美国的外交策略是其背后主因。又如郑瑞祥：《传统友谊的新发展——论建交35年来的中巴关系》，全文考察了建交35年来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形成这一良好互动局面的诸多成因，认为两国政府的重视、两国人民的交往、两国的经贸合作、中巴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等是推动中巴关系趋善的主要动力。再如张超哲：《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及成就》（《改革与开放》2009年11月刊），该文主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全方位外交政策，是促进中巴关系不断提升的核心因素，即从“不寻常的中巴关系”到“睦邻友好关系”，再到“全天候友谊、全方位合作关系”，再到当前的“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如成晓河：《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本文针对1962~1965年中巴关系的嬗变进行分析，认为冷战期间谋求外在同盟关系是巴基斯坦维护国家安全始终不渝的目标，巴基斯坦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其顶住美国压力、建立中巴事实同盟的主因；中国在对巴外交政策中所追求的有限的政策目标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摒弃是中巴事实同盟建立的另一重要原因。再如郑瑞祥：《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本文分析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与特点，认为中巴两国关系之所以能风雨同舟半世纪，其原因除中巴两国政府对发展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两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稳步合作、两国间不断深入的民间往来，以及两国在国际问题上互相支持等因素外，中巴两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准则是两国密切合作的关键因素。另外，中巴友好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这是中巴全面合作主要驱动力。再如郭松：《浅析第二次印巴战争前的中巴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本文着重论述中巴建交经历了建交初期的冷谈和疏远、50年代中后期曲折发展、中印边界冲突后的改善与友好等三个演化阶段，并从战略结构上分析了促进中巴关系的发展本质，即巴基斯坦对中关系主要受制于“南亚安全困境”这一主导问题。再如张复宪：《中巴政治、外交关系的回顾与展望》（《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该文首先回顾了中巴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冷淡时期（20世纪50年代）、改善和巩固时期（20世纪60年代）、稳定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经受考验和继续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新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等五个阶段。其次考察了推动中巴政治、外交关系持续发展主要推动力，即两国都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都主张在互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发展两国经贸关系，都以积极维护全球和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等三大主体因素。在此基础上，继而对中巴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其二，从国家关系发展的视角，通过对相关具体个案的分析，考察促使中巴关系趋善发展的有利因素，以及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有韩晓青、齐鹏飞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之动因分析》（《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本文考察上世纪60年代初期，巴方积极推动中巴双边陆地边界谈判过程的主要表现，认为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双边陆地谈判，主要是由当时巴基斯坦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的，即希望通过中巴边界谈判，达到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进而改变其整个周边外交环境的政治目的。有李德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巴关系的几个特点》，本文详细考察了中巴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促进中巴关系良性发展的三方要素，即一是复杂国际形势下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二是在困难的时候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三是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关系，平等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而认为以上三种是改善中巴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有陆树林《中巴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当代世界》2004年第6期），本文从历史视角，详细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的中巴关系良好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巴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地开展双边经贸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等因素，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内涵，是推动中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核心政治因素。进而探讨了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现实意义，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前世界公认的外交准则，具有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符合当前世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成为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有Ajmal M Q ureshi （巴基斯坦）的《中国的崛起与中巴关系的战略走向》（《南亚季刊研究》2009年第2期），本文重点讨论了改革开放后，因中国的显著进步和持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中巴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逐渐加强，主要表现为中巴在军队和国防合作方面建立起坚固战略关系，帮助巴基斯坦与亚太多边组织建立起关系来实行其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中巴都坚定地追寻共同的目标，在促进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上，中巴两国紧密合作。同时亦指出，在双边经贸领域的合作上，中巴双边经贸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并深信随着中巴两国政府及人民的努力，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其合作前景值得期待。有王琛《试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9月），本文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重点剖析了中印边界冲突前后中巴关系得以趋善发展的种种因素，进而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巴关系改善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有成晓河《中巴战略合作的典范：喀拉昆仑公路》（《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本位重点考察了中巴两国提倡修筑喀喇昆仑公路的前后过程，凸显了喀喇昆仑公路对于中巴两国加强联系的重要战略地位，展示了中方着眼中巴关系长期发展的政治远见。据此认为，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作为惟一连接中巴陆路关系的通道，在推动中巴关系趋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傅小强：《冷战后巴基斯坦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和现实考虑》（《当代亚太》2004年第10期）本文综合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巴对华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认为巴基斯坦保持南亚战略平衡、对美战略依靠的不确定性、穆斯林世界缺乏可信赖的大国盟友等，是巴一直将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石的主要原因。继而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反恐的新形势下，随着中巴两国各自的战略调整，巴对华态度和战略需求出现新的变化，尽管如此，论文最后认为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迹象表明，巴美结成的反恐同盟难以持久，印巴对抗根源难以消除，中国仍是巴基斯坦坚定盟友。有杨龙：《冷战后中巴关系的内在影响因素分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一文为代表，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巴自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因素，如中巴交通不便、民间交往规模小、中巴贸易差过大等，并尝试寻求解决这些消极因素的途径，为未来中巴关系的发展减少阻力等。
其三，从区域和平安全与协作发展的视角，分析巴基斯坦独特的地缘特征，探讨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要性。如胡宝明：《试论发展中巴关系的重要性》（《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本文着重考察了推动中巴关系发展的六种因素，如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特征、优越的地理位置、特殊国情、穆斯林国家身份、“亚洲版北约”的可能前景、潜在的巨大市场等六个方面，然后讨论了重视发展中巴关系的政治意义，认为只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关系，视中巴关系为中国对南亚政策重要基石，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取稳定周边地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塑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又如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slamabad）举办的研讨会，讨论的主题为《“地区形势发展与中巴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2期），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当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巴基斯坦与地区形势、巴基斯坦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一致认为，尽管南亚地区因美国国家政策的搅动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巴中之间加强紧密合作必然有助于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巴关系良性发展的趋势明显。如曹长智：《论巴基斯坦在维护中国西部安全中的重要性》（《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本文认为巴基斯坦地缘位置对于维护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具有重用作用，从南边牵制印度、北边和东边打击 “三股恶势力”，以及切断针对中国的美国中亚战略陆地通道等方面，阐述了巩固和加强中巴关系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如曾祥裕：《略论巴基斯坦的地缘安全结构》（《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2期），本文着重考察了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至21世纪初，其地缘安全结构的演变历程，认为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独立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不利格局。第二阶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紧张与缓和交互格局。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稳定宽松格局。第四阶段，21世纪初以来的相对有利格局。其次，还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这四个阶段的深层次原因，即认为巴基斯坦独立后地缘安全结构，是随其与印度、中国、阿富汗、伊朗、苏联（俄罗斯与中亚）以及美国等关键要素之关系的演变组合而发展变化。《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当代亚太》2006年第3期），本文论述主题为“对当代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反思”，分别从全球、地区和巴基斯坦国内等三个层面论述了国际形势和中巴关系。 《全球和区域挑战背景下的中巴关系——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在四川大学的演讲》（《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巴关系发展的历史，其次总结了中巴关系现状，即当前两国全方位、多层次、全天候的友好交往机制，最后从区域协作与发展的视角展望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前景。
其四，探讨中巴双方在经贸、能源、电力、医药等诸多领域的合作状况，分析双方在各合作领域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有张会丽：《当前中巴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应对策略》（《新疆财经》2010年第3期），本文针对当前中巴关系“政热经冷”的局面，详细分析了中巴经贸关系的现状，深入剖析了制约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相关因素，认为中巴双方市场开拓不够、中巴双方交通不畅、双边民间层面交流不足、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问题对中国在巴利益构成威胁、中国在巴投资出现的问题等，是制约中巴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继而提出相关应对措施，如建议通过开拓经贸合作新领域、加强双方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强沟通双方的道路建设、加强双方的民间交流等渠道加强双方的经贸往来。最后本文认为只有使中巴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起来了，中巴才能真正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的友谊，中巴友谊才能永葆活力。有张建全《探析中巴经贸合作的有利因素》：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巴双边贸易概况，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巴经贸合作的有利因素，如两国良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中巴间一系列的磋商机制、中巴间一系列经贸合作论坛和会议等，均极大推动了中巴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最后提出深入发展中巴经贸合作的几点思考，第一，巴方应努力改善国内的安全环境，为中巴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面对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两国政府和民间应采取措施保证双边经贸合作健康向前发展。本位最后审明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巴应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才能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有中巴双方相关高校与学术机构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以《“地区形势发展与中巴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为主体，本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新形势下的中巴关系，分析了目前中巴经贸关系发展的优势，认为中巴两国的政治地缘条件、经济地缘优势、全天候的战略合作关系等决定双方应在更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同时还指出中巴经贸存在的问题，如巴国内安全局势动荡、双边经贸协议实施步伐缓慢、信息不畅、银行与保险服务不足等。据此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包括观念深化认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私企加强交流等。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巴基斯坦反恐的特点及走向进行了磋商，深入探讨了“大国关系及南亚地区形势”等相关议题。有陈利君：《中国云南与巴基斯坦扩大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南亚季刊研究》2007年第1期），本文论述了中国及云南与巴基斯坦经贸合作状况，认为尽管近年来云南与巴基斯坦经贸额不断发展，但总体规模小，领域窄，波动大。其次探讨了云南与巴基斯坦经贸合作的有利因素，主要包括中巴政治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签订、.双方市场潜力大、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对外开放政策优惠多等五个方面，认为滇巴经贸合作可以在贸易、旅游业、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小水电、矿业、机械化工等六大领域开展。最后还提出推进滇巴经贸合作的六点建议：第一，增进双方的了解。第二，加快通道建设。第三，举办各类展洽会。第四，扩大投资合作。第五，寻求好的合作伙伴。第六，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优势资源、优势企业走出去进行合作。有师学伟：《全天候伙伴关系下的中巴能源合作》（《科协论坛》，2007年第10期），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巴能源合作的背景，分析了中巴能源的合作现状，同时亦指明两国能源合作面临的困境，如巴不能向中国提供可靠的能源保证，中巴“能源走廊”运输路线畅通得不到保证，以及中巴能源通道建设面临着技术挑战和资金压力等。本文还深入探讨了中巴两国进行能源合作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既可以缓解经济发展所紧缺的能源，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和多渠道；又有助于促进中国西部经济发展、解决油气运输长期以来面临的“马六甲之痛。”对巴而言，不但能解决国内的能源不足，而且可以获得中国大量投资，从而推动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等。有陈利君、杨虹《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力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本文首先考察了巴基斯坦电力供求状况，其次分析了中巴开展电力合作的基础和条件，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巴关系长期友好，为双方电力合作奠定良好基础；第二，巴方鼓励外资进入电力领域的政策，为中巴电力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巴方日渐清晰的能源发展政策、重点和目标，为中巴开展电力合作提供了良好环境；第四，中巴已经开展的众多合作，为进一步深化电力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亦指明中巴电力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巴基斯坦政局不够稳定，巴基斯坦安全问题突出，巴经济落后，资金短缺，部分优惠政策落实难度大，以及巴方配套设施较差等，进而提出推进中巴电力合作的六点建议，如建立和完善中巴电力合作机制，鼓励有实力的中国电力企业或承包商到巴开发电力或承包电力工程项目，扩大对巴经济援助，加大对巴水电和火电开发力度，.积极参与巴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注意控制投资风险等。有林垠《巴基斯坦健康领域的前景——共促中巴医药领域合作》（《医药世界》2006年第6期）本文详细论述了中巴在医药领域密切合作的背景下，巴基斯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础医疗保健的国家计划，其合作方面包括七大领域，第一，扩大的免疫计划。第二，国家援助控制计划。第三，疟疾控制计划。第四，结核控制计划。第五，妇女健康计划。第六，癌症治疗计划。第七，地震后对健康医疗服务需求的计划。本文认为，中巴在医药领域加强合作，无疑必将造福两国人民。
其五，从中印巴、中巴美等三角关系的视角与中印关系发展的框架出发，探讨在大国博弈驱动下中巴关系的现实走向。有薛勇《中印巴三角关系与中国的南亚政策》（《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1期），笔者认为中印巴三角关系是南亚问题的重要因素，论文分析当前中印巴三角关系的主要特点，探讨了当前中印巴三角关系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其中既有旧模式的痕迹，又出现了新形态，因而主张构建有利的中印巴三角互动关系是中国南亚政策的关注重点。有李昕《后冷战时期的中印巴三角关系》（《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本文首先回顾冷战时期的中印巴三角关系的发展状况，其次分析了冷战结束后至“9.11”事件前后中印巴三角关系的调整状况，指明了中印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调整中的美国因素、中印实行“大周边外交战略”、中印巴能源的深入合作，以及中印两国不断深入发展的经贸关系，均对中印巴三角关系的调整具有推动作用。此外，本文还剖析了阻碍中印巴三角关系调整的相关因素：即印度追求全球大国地位与相邻大国同步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大国关系互动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对印度的影响、中印边界问题和克什米儿争端、中印能源关系的未来走向等问题。最后认为中印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角关系，解困结构性矛盾是关键。有朱宇凡：《中巴美三国关系的安全结构及其现实意义》（《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4期），本位分析了中巴美关系表层安全结构的演化情况，认为近60年的中巴美三边关系表层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40年代~60年代为第一阶段、70年代~8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末之2001年“9·11”事变前为第三阶段、“9·11”事件后为第四阶段。其次深入探讨了中巴美关系的深层安全结构，认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美巴三边关系的联动性较强，中美关系是其主轴；第二，巴基斯坦独特的能动作用意义重大；第三，中巴关系较为稳定、美巴关系复杂多变。最后指明深层结构制约下的中巴美安全关系及其现实意义，即美巴走近不是短期行为、中美关系是中巴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巴的决策富有一定创造性等。有许红菊、操龙德：《从美巴关系演变看中巴关系改善》（《财经政法咨询》2007年第2期），本文探讨了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巴关系的演变历程，认为美巴同盟关系自确立以来，两国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就有很大偏差，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对巴关系，客观上给中巴关系的发展和改善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有《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等论印中关系的前途》（《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该文主要介绍了任嘉德和卡纳合著的《印度和中国：“毛对印战争”后的前途》（India And China: The Way Ahead After ‘Mao’s India War’）一书在印度问世后的反馈情况，认为任嘉德（C.V.Ranganthan）曾任驻华大使，因而他对于中印关系的论述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另外，本文还详细说明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强调新世纪印度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同中国建立平衡关系，认为印度应摈弃有关中巴关系的极端结论，就中印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而言，除少数的困难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外，将来印度与中国的利益不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有李涛《<印度的视角：中国——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评述》（《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本文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斯瓦兰·辛格博士力作《印度的视角：中国——巴基斯坦战略合作》，肯定该书是一部“透过不同印度人的眼光、多维度、全方位地解读中巴关系的较客观、全面、新颖的著述”，展现了“当今印度学界研究中巴关系的最新观点”，指出该书用翔实资料和严谨论证，揭穿了“中国是巴基斯坦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唯一的提供者”的神话。说明随着中印巴三国交流的加强、关系的良性发展，印度官员、学者越来越客观、正确对待中巴关系，认为这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印巴三角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有张敏秋：《试析发展中印关系的几大障碍》（《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本文剖析了中印关系发展的几大障碍，如边界领土争端、西藏问题、中巴关系以及安全问题等，重点分析了中巴两国的“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中巴之间的边界协定和军事合作，令印度异常敏感，并视中国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威胁”。认为中巴全天候、全方位的外交关系，是中印发展的一大障碍，在正常状态下，这一障碍较难克服。与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李庆峰的《中印关系发展中的障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4月），本文论述了印度在中国外交框架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与应然地位之间的差距，认为中印关系存在着诸多发展障碍，其中中巴关系的全面发展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其后分析了产生这些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并认为中印关系障碍的消除是个长期过程。
总之，从近十年中巴关系研究的情况来看，研究范围宽泛，研究视角不一，研究方法多样，研究理念迭新，既注重对中巴关系发展进程的历史梳理，并总结其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而探寻国家关系发展的终极因素；又凸出关注中巴关系当前形势下的现实问题，从国家政治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从发，多维度地寻绎推动与限制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并建设性地提出克服中巴关系发展瓶颈的相关可行建议。在这些研究论文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整体分析与个案探讨相结合，历史维度与现代维度相贯连，理论探讨与实际问题相依托，从而使中巴关系的研究极具深度与广度，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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