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 2011-07-04      访问次数: 646

梅良勇   顾琳2

(徐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政治化

[摘  要]  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是指自1977年齐亚·哈克执政以来的伊斯兰教问题,尤其是指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问题。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治理想迥异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是其根本原因,特殊的国内原因是其滋生的土壤,国际因素对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在当代的发展历经了齐亚·哈克、贝·布托和谢里夫、穆沙拉夫、扎尔达里执政的四个阶段。其主要表现:一是,自巴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政教关系;二是,伊斯兰教两大派系之间的教派斗争;三是,巴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势力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其实质是伊斯兰政治化和政治伊斯兰化,基本特征是:宗教与国体的不重合性和国内的教派林立。“9.11”事件以后,随着巴国际反恐地位的提高,这一问题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巴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的和平。对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巴政府正确解决国内伊斯兰教问题,为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良好的宗教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中巴友谊,并对国际反恐和周边国家地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巴基斯坦是指从1977年齐亚·哈克执政以来的巴基斯坦。其伊斯兰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问题,这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巴基斯坦政府与社会的梦魇。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是指信奉、传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并以其为行动指南的社会政治力量。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出现的一种极端主义,实际上是属于政治范畴,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国家和人民。[1] 其基本宗旨是:建立完全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通过鼓吹“圣战或恐怖主义来建立神权统治的国家”。[2]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化形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温和、激进和极端三种形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实际上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是极端主义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3]伊斯兰极端主义既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又是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许多恐怖组织就是由原来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演变而来的。[4]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因素。“9.11”事件以后,随着巴国际反恐地位的提高,这一问题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巴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的和平。

一、形成和发展

(一) 形成原因

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也有其外部原因,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1.政治理想迥异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是巴伊斯兰教问题的根本原因

伊斯兰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古老宗教,它与佛教和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它不受国界的限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必须遵从。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麦加)人穆罕默德(570一632)在公元7世纪初创立, 盛行于西亚和北非,《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圣训》仅次于《古兰经》。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历史,也是一种社团,甚至是一种完整的政治蓝图。巴基斯坦与伊斯兰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巴基斯坦的建国史来看,如果没有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没有3000多万穆斯林的存在,40年代末,在南亚次大陆也就不会出现巴基斯坦。[5]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穆斯林世界中主张按伊斯兰原始教旨,变革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化神学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它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在伊斯兰国家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伊斯兰化,建立符合《古兰经》、《圣训》,一切以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原教旨主义为准绳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伊斯兰普遍大认同”,而重要手段是开展武装“圣战”。[6]自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关于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巴基斯坦建成一个世俗的现代穆斯林国家,另一种则是建成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政府官员、军人和大多数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伊斯兰教政党。多年以来这两种政治理想的互相斗争是巴伊斯兰教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2.特殊的国内原因滋生了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1977年齐亚· 哈克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争取到当时的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促进会”作为巩固民众基础的坚强后盾。作为回报,哈克于1978年下半年实行了在法律、经济、教育等领域推行巴基斯坦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这一政策在巩固齐亚· 哈克政权的同时也扩大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根基,使得一部分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渗透到了巴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国家管理系统,这为巴伊斯兰教问题的产生埋下了种子。以后到了谢里夫时期进一步推广伊斯兰文化,支持巴通过伊斯兰法,伊斯兰教政党办学校、建医院,不断扩大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据报道,“1999年巴宗教学校就已超过一万所,有100多万人在那里接受“教育”。随着伊斯兰教在巴的传播和演变,部分国民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同情者,甚至是参与者。”[7]这使得巴具备了滋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土壤。

3.国际因素对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就是国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巴基斯坦的传播和渗透以及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巴推行的外交政策。首先,沙特等国的大力扶持。70年代中期,沙特等石油富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一直向“穆斯林兄弟”提供经济援助,并在世界各地培训“伊斯兰圣战者”,支持其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巴是沙特重点支持的国家之一。其次,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伊朗在1979年开展伊斯兰革命后,极力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近邻的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在此影响下,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滋长,并出现了一批宗教极端组织。再次,阿富汗塔利班与巴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相互勾结。阿抗苏战争结束后,因抗苏聚集起来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南亚滞留,参与并支持巴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反印武装活动。[8]最后,美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因素。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长期对巴基斯坦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先后采取“亲印疏巴”、“重印轻巴”、“印巴平衡”的外交政策,造成巴政府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态度不同,从侧面刺激了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二) 发展过程

1947年8月14日,巴宣告独立,其立国运动领导人——国父真纳(曾经是伊斯兰促进会的支持者,在立国初期,为了阻止巴的俾路之人和帕坦人从巴分离出去,被迫用伊斯兰教应付,从而制止“亚民族认同”的倾向,结果导致了“伊斯兰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1956年3月,巴颁布第一部宪法,宣布巴为“伊斯兰共和国”,使伊斯兰教成为巴的“国教”。[9]致使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化。以后,巴伊斯兰教问题在巴的历届领导人执政期间又有了新的变化,促使当代的巴伊斯兰教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1. 齐亚·哈克执政时期

1977年7月至1988年8月是齐亚·哈克执政时期。这一时期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推行了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这是因为哈克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所以缺乏民众基础,他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便争取到当时的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促进会”作为坚强的后盾。作为回报哈克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在法律、经济、教育以及政治和军队等领域推行巴基斯坦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这一政策旨在改变巴基斯坦世俗教育的方式,转而强调伊斯兰教价值。在哈克执政的11年里,他极力鼓励和支持建立伊斯兰经文学校,并提高它们的地位,这为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巴伊斯兰教问题的产生埋下了暴力的种子。“对伊斯兰教饶有兴趣的军人独裁统治的11年时间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仍未伤及元气。”[10]正是这一时期为巴伊斯兰教问题提供了快速生长的环境。

2. 贝·布托和谢里夫时期

1988年10月至1999年10月是贝·布托和谢里夫轮流执政时期。在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开始向极端化方向发展,宗教狂热现象开始逐步显现。与此同时,由于阿富汗抗苏战争的结束,大量的本国“圣战者”返回巴基斯坦,还有一部分外国的“圣战者”滞留在巴基斯坦,这为巴基斯坦带回了极端的宗教思想,进一步的助长了巴伊斯兰教的极端势力。在这一时期,在巴基斯坦境内还成立了大量的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例如,圣战者党(Hizb-ul-Muja-hideen)、“简格维军”(Lashkar-e-Jhangavi)、“纯洁之军”(Lashkar-e-Tayba、联合圣战理事会(Muttahida Jihad Council、“圣战者运动”(Tehreek-ul-Mujahideen以及“执行先知法典运动”( Tehreek-e-Nafaz-e-Shariat-e-Mohammadi均在这一时期成立。[11]

3.穆沙拉夫时期

1999年10月至2008年8月是穆沙拉夫执政时期。这一时期,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问题开始由极端主义向恐怖化方向转化发展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开始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并且采用武力公开对抗政府。

穆沙拉夫从小信奉伊斯兰教,有着较深的伊斯兰教背景。穆沙拉夫执政伊始,就宣布了把外交政策的基石是“发展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9.11”事件发生之前,穆沙拉夫还访问了沙特等10多个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同时,穆沙拉夫为了避免遭到宗教极端势力的攻击,他提拔了一批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有染的军官。“9.11”事件后,穆沙拉夫迫于美国的压力,作出两个决定:全力配合美国反恐,断绝与塔利班的任何关系。至此巴基斯坦变成了美国反恐前线国家,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开展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

穆沙拉夫的这一举措,不但没有压下国内的伊斯兰教问题反而激起了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公然反对,他们疯狂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甚至将矛头公开指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公开武装对抗政府。其方式也从传统的恐怖袭击转向采用自杀式恐怖袭击方式,更加具有破坏力,负效应也更大。2003年12月穆沙拉夫连续11天内遭到两次暗杀;2004年8月新当选的总理苏卡特·阿齐兹遭遇一次未遂暗杀;2005年极端分子企图用火箭弹袭击总统府;2007年7月,首都伊斯兰堡发生了“红色清真寺”事件;同年12月27日,巴前总理贝·布托女士在拉瓦尔品第参加人民党集会时遭到极端分子的自杀式袭击而身亡。以上的事件都表明了巴伊斯兰教问题的进一步严重,此时已经深深地困扰了巴基斯坦政府。

4.扎尔达里时期

2008年9月至今,是巴人民党扎尔达里时期。扎尔达里执政后,其带领的文官政府彻底抛弃原先穆沙拉夫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高压政策,致使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了暂时喘息的空间,恢复了元气。就在扎尔达理就任总统之际,首都伊斯兰堡发生了万豪酒店特大爆炸案,造成300多人伤亡,堪称是巴基斯坦的“9.11”事件。2009年5月2日,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巴西北部的莫哈曼德地区,袭击了巴与阿富汗交界区的一个哨所,造成两名士兵死亡,五人受伤。2011年1月2日,巴再爆最严重的谋杀案,巴旁遮普省省长塔希尔由于主张宗教宽容,反对将日前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巴基斯坦基督教妇女实施死刑,而被自己的保镖杀害。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深夜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说,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阿伯塔巴德发起针对本·拉登的“定点”行动并将其击毙。5月2日下午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贾尔瑟达一个警察局发生了一起路边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名儿童和1名妇女死亡,另有11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警察。5月6日,据新华网华盛顿电,“基地”组织发表声明,证实其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已死亡,并宣称将继续武装斗争,对美国及其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盟国实施报复行动。声明呼吁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民众反抗当局以消除“耻辱”。[12]

这都表明巴伊斯兰教问题依然很严重,甚至不断迅速恶化,这一时期是巴伊斯兰教问题的一个新的反弹时期。

综上,“9.11”以后,巴基斯坦迫于压力加入了美国反恐阵营。虽然有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支持,但是由于巴基斯坦政府控制力极为微弱。因此,巴政府不但不能很好的解决国内的伊斯兰教问题,反而给自己增加了安全隐患。

二、 主要表现

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巴基斯坦社会的各个层面。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巴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政教关系;二是,伊斯兰教两大派系之间的教派斗争;三是,巴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势力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一)政教关系始终是焦点

自巴建国以来,关于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就一直是存在于宗教界与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个严重的分歧和斗争的问题。其斗争的实质是把巴基斯坦应该建成一个伊斯兰化的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化的现代国家。纵观巴建国以来历届领导人的政策,可以知道这种分歧和斗争不仅体现在制宪问题上,还体现在巴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上。

1977年7月,齐亚·哈克上台后不久就开始了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开展全面伊斯兰化运动。齐亚·哈克采纳了毛杜迪的关于伊斯兰国家的建国设想,并且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和法律,以保证全面伊斯兰化运动的实施和进程。在巴各大城市重建伊斯兰宗教法庭,并在首都伊斯兰堡设立最高伊斯兰法院;哈克还强化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定巴伊斯兰化运动的政策实体,并依照《古兰经》、《逊奈》确定治国方略;经济伊斯兰化,征收天课和什一税,取消利息,实行无息贷款,建立盈亏共享公司,在银行强制实行伊斯兰法;1988年6月,哈克宣布沙里亚法为巴最高法律,大力推行伊斯兰法,以“国家基金”方式向宗教学校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培养了大批宗教后备力量。

之后,人民党执政的贝·布托政府则主张恢复民主和民族和解,鼓励私营企业的大力发展。1990年5月,11个宗教和政治党派组成统一战线,企图迫使布托政府继续推行伊斯兰法。谢里夫政府强调民族团结统一,上台后他与多个地区政党建立联盟关系,在一定时期里有效缓解巴政治中的地方主义对峙局面,但最终该政治联盟走向了分裂。此后,谢里夫认为伊斯兰化能够整合该政治联盟,从而巩固其政权。他在1998年8月的议会中提出了沙里亚法议案,甚至提出实行塔利班式的伊斯兰教司法制度。结果使混乱的状况更加混乱,敌对的逊尼派与什叶派极端教派组织的教派仇杀愈演愈烈。

1999年穆沙拉夫执政以来,政教关系愈发严峻起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穆沙拉夫被迫加入美国的反恐阵营,放弃了对塔利班的支持政策并为推翻塔利班政权提供了帮助。同时在国内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取缔了很多宗教组织,冻结了许多宗教极端组织的账户从2001年底开始,巴基斯坦安全部门逮捕了500多名“基地”分子嫌疑人,其中3人是拉登的重要助手,并且巴政府将大部分嫌疑人交给了美国政府。另外,穆沙拉夫还呼吁实现“文明的现代化”,反对宗教势力影响世俗政权,取缔了13个极端宗教组织。这些举措更加激发了国内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对穆沙拉夫政策的反对。2003年的12月,穆沙拉夫在11天内连续遭到恐怖分子的两次暗杀,这很可能是宗教党派对穆沙拉夫实施的暗杀和报复。进一步表明了巴政教关系的严重恶化。另外,扎尔达理执政以来,人民党与穆盟(谢里夫派)的矛盾也日益白热化。

(二)教派斗争愈演愈烈

齐亚·哈克执政以来,巴基斯坦的教派斗争从之前主要以游行示威、罢工或暴乱等这些比较公开的形式发展到了暗杀、爆炸等极端和恐怖活动。教派之间的斗争更加白热化。巴穆斯林90%以上为逊尼派,什叶派只占5- 7%。因此,巴的教派斗争矛盾,主要就表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其中又以逊尼派的代奥本德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两者之间的对立甚至发展到具有流血的“血亲复仇”性质。据巴基斯坦内务部透露,1987一1994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武装分子实施了大约1000起恐怖行动,导致数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兄弟相残的战争”高峰持续了近4年。[13]此外,逊尼派内部的两个主要派系——巴列尔维派和代奥本德派之间也并不“友好”,时常发生冲突,只是目前尚未发展到武装对峙的局面。

当代的巴基斯坦教派斗争主要有:加法里教法颁布运动、极端和恐怖活动。加法里教法颁布运动是8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什叶派针对齐亚·哈克实行以逊尼派教法为基础的法令而发起的运动。由于齐亚·哈克在推行全面伊斯兰化过程中采用以逊尼派教法为基础的法令,这在什叶派看来无异于哈克是在变相的宣布巴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于是引起了什叶派强烈的不满。因此,在1980年7月,什叶派组织了15000多名什叶派穆斯林,成立了“加法里教法颁布运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制定的相关法令,导致流血冲突。极端和恐怖活动则是近年来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斗争愈演愈烈的新表现,它们各自成立了极端主义组织,采取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彼此制造多起报复和杀害对方领导人的事件、“红色清真寺事件”、枪杀对方成员等暴力流血事件。   

(三)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巴伊斯兰教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其对巴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由于其极端组织势力的干扰,致使印巴和解失败,导致印巴关系一度紧张;致使巴对阿富汗“扶植塔利班”的政策彻底失败,导致巴和阿富汗关系处境尴尬;支持“东突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对我国国家领土完整和西部战略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巴基斯坦与印度因为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处于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状态,这是是印巴关系紧张的根本症结。由于巴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势力的影响,更使得这一问题不时爆发,长期激化着持续紧张的印巴关系。在巴伊斯兰极端组织势力的影响下,1989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长期的反印武装斗争。1999年2月,印巴两国总理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边境城市拉合尔签署《拉合尔》宣言,这就是著名的“巴士外交”,而巴伊斯兰促进会成员前往示威,反对两国缓和关系。2001年,印度国会大厦遭恐怖分子袭击(即“12.13事件”),印巴互相指责,以至于两国关系再次紧张,直到2002年1月12日,穆沙拉夫发表了反恐电视讲话,持续紧张的印巴关系才出现了缓解的迹象2008年印度发生孟买恐怖袭击之后,印度当局认为孟买爆炸案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虔诚军”(Lashkar-e-Taiba)武装分子,因此切断与伊斯兰堡的关系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各派为争夺国家权利陷入内战。巴为扩大战略纵深,支持塔利班作为亲巴政权。巴对塔利班给予全力支持,巴穆斯林学校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向塔利班输送兵员,使塔利班迅速崛起,并在1996年9月攻占喀布尔,控制了全国90%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巴随即承认塔利班政权,并为国际社会承认塔政权而奔走呼号。据报道,在上述过程中,巴三军情报局卷入较深,也得到了丰厚“回报”。塔利班坚持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外输出革命,搅得四邻不安。巴养虎为患,不仅迅速失去了对塔利班的原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使巴自身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孤立境地。“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在阿富汗开展的反恐战争,使巴多年来“建筑在支持塔利班基础上的、以扶持友好政府、扩大战略纵深为基本目标”的对阿政策彻底失败。[14]

据悉,在我国新疆地区近年来发生的数十起重大的恐怖事件,是在巴宗教极端势力、塔利班以及本· 拉登的支持下进行的。境外“东突”民族分裂组织自1996年开始选送骨干分子到巴基斯坦穆扎法拉巴德(MUZAFARABAD、兰地科塔尔(LANDIKOTAL)等地进行包括爆破、投毒等暴力恐怖训练,然后潜入新疆进行破坏活动。这对我国家的国家领土完整和西部战略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

三、实质和特征

(一)实质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问题的发展己经脱离了纯粹的文化和宗教层面,成为影响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实质是伊斯兰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伊斯兰化。它的产生是由于一些有着强烈宗教思想观念的人或一些具有政治经济图谋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把当代社会的不幸,归咎于人们理性的发展导致对传统信仰的背离、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摆脱神圣经典的信条和各种禁令、世俗化的发展导致现实的灾难等,造成社会失去应有的准则和规范。他们在鼓吹宗教向它的原旨教义复归的同时,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它的政治功能,极力使之向政治领域发展,最终使之政治化;而那些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在宗教复兴过程中,为取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戴,进而获得忠诚宗教和维护信仰的好名声,同样利用宗教而使政治采纳合适的宗教外衣极力使之宗教化。[15]

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无论是政治的伊斯兰化还是伊斯兰的政治化,其最终的归宿都是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其结果,是伊斯兰教思想变成政治意识形态,进而在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从事预谋的、有组织的极端主义的宣教活动、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主义活动,或是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同时从事其罪恶活动。[16]

(二)基本特征

 1.宗教与国体的不重合性

巴基斯坦是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国家,其居民中约97%为穆斯林,伊斯兰教是国教。巴基斯坦既不是一个纯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是一个纯世俗国家。早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真纳(国父、伟大领袖)引进西方议会制度,建立了议会制政府,但他同时强调“在制定宪法时切莫忘记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在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中,除军政府外,均实行西方议会制(或总统制)。宪法中规定了以经训为立法的基础,穆斯林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与国体的这种不重合性,是巴基斯坦政教关系中的显著特点。

2.教派林立 

巴基斯坦还是一个存在多种教派的国家,主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及其各自的支派。在巴穆斯林中,逊尼派穆斯林占90%以上,分布在巴各地;什叶派穆斯林约占5-7%。

逊尼派主要有三个派别,分别是:代奥本德派、瓦哈比派和巴列尔维派。其中,代奥本德派于1867年创建于印度城市代奥本德,该派又有三大分支机构:一是,伊斯兰促进会。是巴最大的宗教团体,于1841年成立于拉合尔。其主要活动在旁遮普省、西北边省、信德省在巴军中具有较大的影响。由它庇护的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主要有圣战者党和巴尔德之友,主要基地和活动地点在克什米尔地区;二是,伊斯兰贤哲会。建于1941年,是巴最有影响的宗教组织之一是塔利班运动的组织者;三是,圣战者运动。成立于1982年,被美国列入“最危险的恐怖组织名单”。瓦哈比派是18世纪创建于旁遮普省,它以早期的伊斯兰教原则为活动基础,号召为建立“平等社会”进行“圣战”。这一派的分支之一是圣训之友长者会,将什叶派视为异教邪说。巴列尔维派,形成于19世纪末,相对于前两大派别影响较小,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一般持保守态度。

什叶派也主要有三个派别: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和阿赫塔什派。十二伊玛目派最活跃的4个分支,一是扎法尔伊玛目教派追随者运动,建立于1979 年,目标是保护什叶派利益并传播霍梅尼教派思想。二是巴基斯坦扎法尔运动,在巴各省开展活动,目标是建立符合“纯伊斯兰”原则的社会,宣传什叶派思想协调巴所有什叶派组织的活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三是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它原为“扎法尔运动”的一个极端派别,1993年脱离该“运动成员约3万人,与伊朗关系密切,是什叶派中最庞大的激进组织。四是90年代初期建于拉合尔大学的伊玛目主义学生会。[17]

四、应对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的思路 

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非法暴力活动,给巴基斯坦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受到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为消除极端主义威胁和遏制极端组织发展,巴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手段。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在通过武力打击这两种势力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话和发展等多种手段,以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土壤。需要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支持巴政府的反恐努力,共同防范、联合打击。

(一)法律手段

加强对国内宗教问题的立法,尤其是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立法,使打击宗教违法犯罪活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司法对宗教政治组织的性质进行认定,确定其法律地位从而增强打击的针对性。严惩违法犯罪的宗教极端分子,量刑从重。注重加强同周边国家反恐的司法合作,并和它们签署恐怖分子引渡协议,如2006年5月和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了反恐协议。另外,巴也和我国签订了合作协定,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2005年4月5日在伊斯兰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18]

(二)加强自身反恐能力建设

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反恐作战能力,辅以南亚各国间的安全合作,加强与穆斯林世界国家合作关系,共同对付伊斯兰极端势力跨国犯罪造成的威胁。注意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合作反恐、双方互利。2002年,对待与印度的外交关系巴方表示采取克制态度,希望并通过对话和印度解决问题。巴当局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许多国家通报了印巴之间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干预,帮助印巴缓和关系。巴总统穆沙拉夫先后会晤了中、英等国领导人,并希望美国能在印巴协调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巴方多次向美国暗示,如果印度在印巴间挑起事端,将可能影响巴方对美军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后勤支援[19]

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上,巴总统穆沙拉夫主动向印度总理瓦杰帕依伸出友好之手尽管印度方面称巴方只不过在玩弄外交上的手段,但这显示了巴方在外交上所具有的灵活性,穆沙拉夫的做法得到了国内舆论的肯定。现任巴政府应该继续发扬,以缓和印巴之间的关系。在军事上,巴方也相应地加强了边境地区的布防,以增强自身的能力。

(三)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联合打击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

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巴自己国内的安全隐患了,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新趋向现在已表现为一种跨国家、地区、民族现象,其危害性具有国际普遍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我国也在被危害范围之内。因此,巴政府需要积极参与多边安全机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本国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威胁。2005年4月5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和我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以加强中巴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有效合作。

巴基斯坦近年来从法律、军事和国际合作等种种层面采取应对措施,积极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取得了一些的成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极端主义仍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巴基斯坦仍旧长期存在。

五、正确解决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的意义

巴基斯坦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国内伊斯兰教问题的发展会影响到周边国家,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另外,综观巴政府对伊斯兰教问题的控制,可以看到其对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活动明显缺乏有效控制。又由于其政权内部对反恐问题有着分歧,政府反恐能力也严重不足,当前巴新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再加上巴内部政党的纷争,尤其是人民党与穆盟(谢里夫派)的矛盾,这种国内党派间矛盾有可能导致巴政局的动荡,如果巴政局一旦陷入动荡,必将刺激极端势力恐怖活动的强劲反弹,从而影响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另外,由于策划“9.11”事件的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的死亡,极有可能激起“基地”组织对美国及其盟国实施报复行动,巴基斯坦必不能幸免。

由此可以预见,在“后拉登时代”,由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引发的恐怖袭击仍将会是萦绕在国际社会心头的梦魇,并会对世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对当代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现实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巴内部问题的解决,为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创造良好的宗教环境。当代巴基斯坦长期被国内伊斯兰教问题严重困扰着,对其国内的政治动荡、经济发展迟滞、社会不稳定的局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巴伊斯兰教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从而为巴基斯坦的国内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宗教环境。

    其次,有助于维护中巴友谊。今年是中巴建交60周年,中巴两国自1951年建交以来,尽管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远的不说,2008年512日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巴基斯坦动用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对中国进行倾囊相助。另外,巴基斯坦还是唯一一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而近年来,在中国的西北等地区反复出现的“东突”势力与巴伊斯兰教问题都有一定的关系,同时我国多年反分裂、反恐斗争表明了,“巴基斯坦一乱,新疆必受其害”。因此,对当代巴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国国家的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最后,有助于国际反恐和周边国家地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巴基斯坦地理位置特殊,位于南亚与中亚交汇之处,南面濒临阿拉伯海,东与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北与阿富汗、西南与伊朗接壤。此外,俄罗斯和中亚距巴基斯坦也不遥远,而美国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也长期在巴的周边保持存在。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国际反恐的一个中心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1年5月1日,美军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发起针对本·拉的“定点”行动并将其击毙,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为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的思虑和警惕。因此,对巴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国际反恐,还是对南亚、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都能提供建设性的借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 考 文 献]

[1][2][3]陈联璧:《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 ,第57、58、58页。

[4]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9页。 

[5]杨翠柏:《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南亚研究季刊》,1996年第4期,第40页。

[6][7][8][9][13][14][17]吕志平:《巴基斯坦与伊斯兰教》,《亚非纵横》,2002年第3期,第12-17页。

[10]张来仪:《巴基斯坦的政治伊斯兰透析》,《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2期,第30页。

[11]耶斯尔:《巴基斯坦建国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68页。

[12]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15][16] 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3页。

[1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6年第7期。

[19]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news/6056/20020124/655103.html

[20]张旭弈:《南亚伊斯兰教政党的发展与嬗变》,《当代世界》,2004年第5期,第17-19页。

[21]傅小强:《巴基斯坦民族宗教概况》,《中国周边民族宗教概况 专题之七》,第26-33页。

[22]张玉兰:《巴基斯坦的宗教问题》,《当代亚太》,1998年第8期,第45-47页。

[23]张玉兰:《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巴基斯坦的梦魇》,《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19页。

[24]人民网:聚焦巴基斯坦内交外政:

www.world.people.com.cn/GB/8212/105633/index.html

[25]中国新闻网:www.chinanews.com.cn

[26]邱永辉:《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 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82-92页。

[27]樊芳:《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势力及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8]简静:《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