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区，部族认同由来已久，其直接构成对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挑战。巴基斯坦部落区的传统部落制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政治发展历程，是巴基斯坦部落区目前出现部族认同强化、国家认同弱化的主要诱因，并由此造成部落区在认同定位中置部族认同于国家认同之上的现象，严重削弱了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只有部族认同、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有利于建构巴基斯坦国家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对部族认同的认可。
关键词：巴基斯坦 部族认同 国家认同
近年来，巴基斯坦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不安，秩序混乱，恐怖主义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巴基斯坦部落区随着阿富汗战争和国际反恐战争的深化，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部落区的逐渐“塔利班化”和“巴尔干化”是严重影响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而部落区部族认同的强化并由此造成的对国家认同的削弱又是造成巴基斯坦局势混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即着力于从部族认同角度阐述相关问题。
一、巴基斯坦部落区的由来与现状
巴基斯坦的部落区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部落区的来源可追溯至19世纪。部落区以普什图族人为主，与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同出一系，曾隶属于阿富汗。19世纪沙俄和英国激烈角逐于中亚，英国为阻止沙俄经由阿富汗入侵英属印度并控制阿富汗，在军事征服阿未果后，为继续推行其既定“前进政策”，使出了“分而治之”建立缓冲区的策略。1893年，由英国外交大臣杜兰亲自勘定，将普什图部落地区一分为二，从而形成1200英里长的国际边界线，即“杜兰线”。 随后英印政府强迫阿富汗接受划定的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后,双方签订了《拉瓦尔品第和约》,首次将“杜兰线”称为阿-印两国的边界线。[1] 1947年，印巴分治后，根据《蒙巴顿方案》西北边境省经由全民公投多数人选择加入巴基斯坦[2]，因此杜兰线成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线，但是阿富汗几乎每届政府都拒绝承认杜兰线的合法性。由此产生巴阿双方围绕“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斯坦”问题的长期争执，并长期影响两国国家关系。
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继续采取英印当局的统治政策，给予部落区充分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不干预部落区的日常事务，以换取部落区加入新近独立的巴基斯坦。随着巴基斯坦国内宪政体制的展开和深入，至1970年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总理布托宣布对西北边境省份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原属于部落区的迪尔、斯瓦特、奇特拉尔、马拉康德保护地和哈扎拉地被划归西北边境省;同时，俾路支斯坦的部落地区，即兹霍布、锡比、罗拉赖依和查盖依则成为俾路支斯坦省的一部分;剩下的部落地区，即被称为部落代理处的莫赫曼德(Mohmand)、库拉姆(Kurram)、开伯尔(Khyber)、巴贾乌尔(Bajaur)、奥克拉扎依(Orakzai)、北瓦济里斯坦(North Waziristan)和南瓦济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等7地，以及邻近的、被称为“边境地区”的白沙瓦(FR Peshawar)、科哈特(FR Kohat)、坦克(FR Tank)、班努(FR Banuu)、拉基(FR Lakki)和德拉伊斯迈尔汗(FR Dera Ismail Khan)等6地，被宣布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3]目前部落区主要隶属于联邦直辖部落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简称FATA )和省直辖部落区( Provinei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简称PATA)，包括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Pakhtunkhwa)（原称西北边境省）的24个地区中的7个，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5个地区，其中FATA总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1998年人口普查有320万，目前估计约有500万，大概占巴基斯坦全国人口的2.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5人。[4]在部落地区由英印当局于1872年颁布的《边境犯罪法则》一直沿用至今，中央政府的法律几乎不适用于部落地区，无政府状态持续，这使得部落区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无法深入部落区，国家认同观念在部落区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相反部族认同的发展趋势却越演越烈。
二、巴基斯坦部落区部族认同的强化
巴基斯坦部落区部族认同趋于强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部落区传统制度根深蒂固，一是巴基斯坦建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国家认同观，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部落区部族认同日趋强化。
㈠部落区传统部落制度的影响
由于中央政府事实上没有对部落区进行有效管理的机构，没有将之纳入整个现代公民国家建设的轨道之中，因此在部落区几乎不存在国家认同的意识，部落人员几乎仍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他们具有的依然是停留在基于血缘基础之上的部族认同，“种族、部落和地区之间的分裂具有严重的对抗性，人们对于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和全体国民的团结一致仍然很薄弱，或许这些都还仅是限于那些受到教育的阶层。地区部落、种族的认同感还未与对国家的认同感结合起来。”[5]普什图部落区的“吉尔加”和“普赫东瓦里”，俾路支斯坦的“萨达尔”制，以及布拉灰族地区的部落制度仍在很大程度上在部落区发挥着作用，相反世俗的宪政体制法律未触及部落区丝毫。部落区地理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薄弱，部落人员仍处于一种“原生型”的“部落国家”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之中，人们通常把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寄依赖于某个“群体”保护，因为个体是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要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就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而国家这个最具保护角色的“群体”在部落区没有深入人们的脑海中，因而次国家层次的“群体”必然取而代之，“具有原始初级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原生型国家中，每个人所受到的保护皆来自他们所处的家庭、部族或部落，而不是国家和法制”。[6] “这样一来，在这些地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部落群体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经济，最终演变成一种社会政治模式。”[7]部落区的历史状况，决定了部族认同在西北边境区占据人们的意识之中，而这种部族认同并没有因巴基斯坦的独立而丝毫削弱，相反却因巴基斯坦建国后政治文化发展历程的挫折而变得更趋深化。同时苏军入侵阿富汗和美国的反恐战争，造成的大批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激起本为同根生的普什图人的民族感情，加之巴基斯坦政府积极参加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基地”分子、塔利班分子的军事行动，误伤平民事件时有发生导致民众不满，又进一步削弱部落区民众对巴国的国家认同意识。“伴随着族群矛盾和地区主义政治文化的是，平等、自由、诚实、具有合作精神这些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需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难于根植于民众之中。”[8]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部族认同观深深扎根于部落人员思想中，严重削弱着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重构。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尤其是部落区人员的国家认同观念没有强化甚至还有弱化的趋势在近些年表现的尤其突出。巴基斯坦部落区当前在认同级序中置部族认同于国家认同之上的做法对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是当前巴基斯坦国内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㈡巴基斯坦政局不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巴基斯坦是个新兴独立之国，在建国之初“巴基斯坦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它尚未建立起中央政府和运转得力的行政机构，没有成建制的军队，没有独立的经济体制，也缺乏良好的国际支持，再加上国家疆土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及克什米尔争端的爆发，这个新建的国家处于重重困难之中。”[9]然而一方面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政治精英还没有来得及勾画巴基斯坦未来蓝图便相继过世。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没有形成较为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社会各阶层因宗教、语言、种族、地区等因素导致长期政局不稳，宪政无法推行，面临印度军事压力，政局不稳导致人民不满，于是军人干政便成为主导巴基斯坦政局的一大特色。独立后，制定宪法是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因各派利益始终无法调和，曾先后制定三部宪法，然而宪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反而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又加剧了各种派别集团的矛盾冲突，巴始终无法走出军人干政、代议制政府循环的“民主病”怪圈，至今地方利益集团势力依然很强大，仍然可以左右国家政治走向。“巴基斯坦在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面临着如何构建统一的文化、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面临这如何培养自己具有全国视野、诚实、有经验、有政治技巧、类似于建国早期得到全国人民普遍尊重的政治家。”[10]由于政局的长期动荡不稳，国家无法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消除贫困、减少地区隔阂，从而无法为构建人们国家认同意识创造条件。同时，巴基斯坦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却很容易被基于原生依附（primordial altachment）的严重不满所伤害。[11]
巴基斯坦是根据“国父”真纳“两个民族”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抵御印度对巴基斯坦独立威胁的时候，全体穆斯林各阶层可以凝聚为国家力量团结一致对外，从而弥补因宗教的、地区的、族群的矛盾带来的社会分歧，但是在建国后，这种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天下穆斯林皆是兄弟”的宗教情结所构建统一，成为凝聚巴基斯坦民族向心力的有力杠杆。正因为缺乏必要的民族整合为本位的国家认同观念，导致孟加拉的独立，之后虽然旁遮普人成为占据全国最大族群的地位，并且在军队和政府中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信德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的普遍不满，阻碍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观念。中央政府对部落区的过度自治听之任之严重削弱了巴基斯坦部落区国家认同的构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FATA是应该彻底的从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方面整合到巴基斯坦了，‘杜兰线’的历史缓冲作用已经过时，作为一份遗产，（FATA）是该充分尊重和利用之。”[12]
除民族冲突之外，宗教派别的冲突也是巴基斯坦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扰巴基斯坦的梦魇。包括正统派与少数派，即什叶派、基督教派等之间的矛盾，温和的和激进的宗教派别，世俗的与宗教的派别争斗。至今巴基斯坦仍然面临着因出现国家认同真空而导致地方、派系的激烈斗争，在巴基斯坦国内人民党主要代表信德省的利益集团，穆盟（谢里夫派）主要代表旁遮普省利益集团，伊斯兰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譬如2002年国民议会选举中由6个宗教团体组成的“实践团结同盟”[13]（Muttahida Majlis-i-Aamal）则代表西北边境省的利益，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性的小党。另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国家认同重构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已经成为影响巴国内部冲突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反恐战争的深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组织对巴基斯坦西北不断渗透，严重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巴基斯坦人民这种国家认同的弱化势易被极端分子加以利用，从而进一步严重削弱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曼里拉扎曼曾指出巴基斯坦的社会存在两个层面，一是体现在水平层面，即巴基斯坦存在不同的族群、语言、地区集团势力；一是体现在垂直层面，即西化的精英阶层同民众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14]阿苏·甘地也认为，巴基斯坦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之一就是地区主义和建立能够促使巴基斯坦社会整合的政治文化。[15]亦即建立普遍的基于对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意识。对巴基斯坦建国后政治文化发展历程的总结莫过于阿肖克·卡普尔，其分析巴基斯坦独立后面临的各种政治威胁:首先是权力结构狭窄,缺乏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其次是领导人个人野心膨胀;第三是领导人缺乏经验和缺乏发展巴基斯坦民族性特征的政治远见;第四是存在地区主义、族群势力、宗教派别等分离势力,国家没有足够力量整合这些势力并使其具有向心力;第五是政党与公众之间分离和无组织,二者之间缺乏沟通平台;第六,在英国人撤退后,为巴基斯坦留下的权力真空,只是在政治上层补充,殖民主义的具有强大行政权的中央集权模式被继承,而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变却没有发生。[16]正是独立后巴基斯坦政治文化所遭遇的挫折造成对巴基斯坦国家认同构建的重重困境。
因此，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部族认同观不断强化的原因，一方面是部落区传统部落制度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巴基斯坦建国后因长期局势不稳而无力专注国家认同重构任务的直接反应。正是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加剧了部族认同观的深化。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是“在世俗和宗教之间游走”[17]的，国家认同的重构力度无力破除部族认同的力度，更无法向其发出强有力的挑战。
三、处理巴基斯坦部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理性思考
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充分协调好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努力构造国家认同的情况下，充分尊重发展族群认同，使两者处于良性互动之中，从而获得国家政局的稳定，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依据历史发展实践，可以把部落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㈠部落认同超越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范围具体表现为部族的离散化，把部族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即便没变为部族民族主义的分裂主义，但“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可能会产生一种障碍，妨碍甚至破坏国家建设的进程”[18]。有的则直接变现为分裂主义或导致国内局势动乱，近期发生于利比亚的动荡局势，本质上源于几大部族集团对利益分配不均的争夺，是对部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㈡部族认同服从于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部族）认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同时拥有两种(甚至多种)不同形式的认同,而是在于在个体的认同层次结构中,把何种归属置于优先的级序,并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尽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单位”。 国家认同在民族成员认同层次结构中应该处于最高的级序,优先于各种民族认同形式。尤其是当民族（部族）成员作为国家的公民,在与国家公共权力发生关系时,要认同国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自愿践行公共领域的准则。[19]现代民族国家几乎都把国家认同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以此增加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㈢部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一致，即国家由单一的部族成员组成。巴基斯坦的部落区作为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一部分，如何协调部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巴基斯坦部落区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首先，部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而国家作为满足个体需要的基本感情的现实存在，具有逻辑和理性上的至高性。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族群或其成员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依赖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概不例外。[20]作为巴基斯坦一部分的部落区向来由于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缺乏而落后不已，这种结构特征必然要求部落区获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依靠中央政府的扶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谋求全面的发展。
第二，部族认同更多是基于文化上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是基于政治上的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公民国家，“在公民国家里，公民的文化、宗教和族属，被视为私人事物，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在同一地域上居住的所有具备资格的居民，不论其出身、宗教、族属或文化背景如何，都是国家的一员。”[21]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以文化、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联结局限性基础之上,通过地域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的统一等次生性政治联系纽带,实现了包容众多族类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格罗斯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指出，“血缘纽带，共同血统、起源和部落的纽带是排它性的；它排斥不同起源的邻居。地缘纽带则是包容性的，它不分起源包容所有具备资格的居民。在从血缘亲属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的过程中，国家认同和由地缘纽带建立起来的基于公民权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22]也就是说，以地域纽带取代血缘纽带进而促使人们由原来的部族、血缘认同转向了建立在国家公民权基础上的政治身份认同，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巴基斯坦部落区作为前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份遗产，融入以建立现代公民国家为主要目标的巴基斯坦，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巴基斯坦国家政治认同保证了各族成员对国家持久的效忠情感,保证了各族成员对国家制度的自愿遵守,进而建构了巴基斯坦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民国家承认多民族国家中的双重身份，族体身份和公民身份。族体身份取决于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化，而公民身份则是对国家、对统一国土的认同。”[23]
第三，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者，即使在全球化日益推进深化的今天依然如此。“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国家关系的核心，国家的政策依然限定着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空间和活动规则。”[24]卡尔·多伊奇指出：“国家可以被用于加强一个民族交往的习惯、合作与团结，而民族通过交往其共同的交往、依从和积极的团结则可以极大的加强一个国家的力量。”[25]而一个国家力量的获得无论如何在以权力界定的国际关系中是无可厚非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民族国家占据着国际社会的舞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最基本的行为体，对外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言者，全体公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对内作为全体公民的法律保障者和财产安全的保护者，是任何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所无法比拟的。国际关系层面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实体存在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石。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南亚国际局势下，巴基斯坦若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有利的国际地位和获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势必要求巴基斯坦建立一种能够凝聚民心和向心力的国家认同。
第四，坚持族群认同在认同级序中的首要地位，在民族自决理论指引下，多民族国家要么发生国家分裂，要么中央政府权威弱化，国家凝聚力离散。最通俗的一种看法是，“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至少不能按照潜在民族的数量无限分裂下去，如果那样将是无休止的混乱，世界将是碎片化。”[26]近些年在巴基斯坦，被宗教极端分子操纵的建立统一的“普什图斯坦”的思想在部落区广为传播，就是对巴基斯坦国家认同极大挑战和威胁的例证。虽然巴政府曾表示相信普什图人对巴基斯坦的忠诚，并企图以此获得普什图人对政府的支持，获得对政府在部落区政策的支持，但是随着巴西北逐渐“塔利班化”和美国的压力，巴政府不得不加大对部落区的军事行动，结果是造成部落人员的进一步抵抗。中央政府的政策受到部落区的抵制，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这无疑给部落区的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严重削弱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权威，弱化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观念。
坚持把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放在首位，并非要排斥部落区的部族认同。相反，历史经验表明，那些压制、排斥、消除族群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做法，结果均会遭致失败，甚至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正确处理巴基斯坦部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从而获得巴基斯坦强有力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坚持把国家认同作为个人认同级序中最高层次的同时兼顾部族认同，使两者处于动态的良性循环运作之中，是巴基斯坦的最优战略选择。同时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面临着发展国内经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增加就业、减少腐败等一系列任务，以用来增强对部落区人员的吸引力，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重构必然带来积极影响。
四、结语
巴基斯坦部落区的历史结构和独立后国家政治文化发展历程导致广泛存在于部落区的部落认同取代国家认同，这是造成当前部落区政治动荡不安，集“基地”组织、塔利班力量、宗教极端势力于一体，反抗中央政府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着建立公民社会和使“政治和民族单元的同一”的任务，正确处理好地区利益和中央利益、部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摆在巴基斯坦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也许对巴基斯坦走出“民主病”的怪圈有极大帮助，因为在此不同层次的认同解决的正是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权利分配问题。巴基斯坦以宗教民族主义立国，伊斯兰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曾一度实行高度的伊斯兰化，而国内不具备压倒性的民族群体，缺乏建立以主体民族为主导同时遵从认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基础，因此建立以伊斯兰的多元主义的宗教民族主义或许是为当前巴基斯坦最恰当的民族整合途径之一。总之，充分协调部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构建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国家认同观，以维持和巩固国家政治文化基石，仍然是巴基斯坦面临的一项巨大政治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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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rib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ribal Areas of Pakistan
Abstract：In the northwest of Pakistani tribe area,tribal identity has been a long time,which makes a great challenge to identity of
Pakistan.The traditional tribal system in Pakistani tribe area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urse after Pakistani independence,
are the main causes why currently tribal identity is strengthen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weaking in tribal area of
Pakistan, as a result,the precedence of the tribal identity is emphasized in tribal sende of identity,
and it seriously weaken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identity of Pakistan.Only between trib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nign interaction,can it help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of Pakistan,and
on this basis,the approval of tribal identity can be obtained.
Key Words：Pakistan;Identity of Tribe;Identity of Natio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