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托宪法”条款中体现的《古兰经》精神

发布时间: 2011-07-04      访问次数: 125

张传琳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1973年颁布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是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第三部宪法,是布托总统执政后进行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史上也称“布托宪法”,它历经修订至今依然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根本大法。由于乌里玛和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促进会等宗教势力对制宪会议施加的影响,该部宪法比前两部宪法更多体现了伊斯兰教教义精神,特别是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国教。理解“布托宪法”中体现的《古兰经》[2]精神,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的国教地位,认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巴基斯坦的全面伊斯兰化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布托宪法” 《古兰经》  体现 

1956年和1962年,巴基斯坦曾先后制定过两部宪法,这两部宪法为巴基斯坦建国后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统领作用。1956年宪法规定巴基斯坦是一个实行议会制政府的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当时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政权主张压倒了建立传统伊斯兰化国家的声音,巴基斯坦这时“并未发展为‘伊斯兰国家’”[3]。在阿尤布·汗(Ayub Khan Muhammad,1958—1969)总统执政期间,巴基斯坦基本实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虽然他声称希望通过伊斯兰化和发展经济来加强东巴和西巴的统一,但是在1962年制定的宪法条款里不仅取消了国名中的“伊斯兰”一词,还删去了有关法律必须与《古兰经》和《逊奈》保持一致的条文。在乌里玛和广大穆斯林的压力下,1963年随即又对删去的相关条款进行恢复修订,并恢复了国名。叶海亚·汗(Agha Muhammad Yahya Khan1969—1971)接管政权后,废除了1962年宪法,在全国实行军管。1971年,由于孟加拉国的分裂和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失败,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声音日益高涨,叶海亚·汗总统在抗议声中下台,人民党领袖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1971—1977)接任总统一职。布托总统执政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其中宪法改革就是关键一环。历经宪法委员会一年多的讨论与争吵,第三部宪法最终于1973年8月获得通过。与1956年和1962年宪法相比较,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文本有很多改动,例如规定国家领导人必须是穆斯林,明确宣布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教,还通过相关条款加强了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权力。可以说,在布托时代,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也将1973年制定的新宪法称之为“布托宪法”。这一宪法文本虽历经多次修改,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1973年宪法文本的许多宪法精神也延伸至今。回顾并分析“布托宪法”部分条款与《古兰经》精神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认识该宪法出台的社会背景,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认知伊斯兰教对巴基斯坦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关于真主的地位。1973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之前的首句就是,“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制定”,而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又是,“鉴于全宇宙的主权仅属于全能的真主,而巴基斯坦人民在真主规定的限度内所行使的权力神圣的委托”(宪法序言),该款与1962年宪法相比也是新增的一个条款,明确表明了巴基斯坦立法权的归属在于真主而不是其他世俗政权组织。这完全体现了在《古兰经》中对真主独一无二的尊崇。在伊斯兰世界,真主的地位高高在上,不容得任何怀疑,其他一切信奉都是假象,真主独一。贯穿《古兰经》经书中的主题就是对真主绝一无二的信仰,其他类似于多神信仰和异教徒信仰的创世神明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应存在的,“你应当知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47:19),“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59:22)。穆斯林还坚信,正是真主创造了一切,所以,世人的一切都原归于真主,“他是真主,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他,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59:23),“天地的国权,只归真主所有 (42:49),“你们的神只是一位,万物非主,唯有他,他是至仁的,至慈的(2:163)。在穆斯林心目中,真主是永生的,不灭的,真主将会永世关注着世人的一切,“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 (57:3),“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2:255)。所以,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因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而兴起的国度,作为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占据绝对优势的伊斯兰国家,尊崇真主,认为真主是“绝对、独一、完全超然、超越一切限制和疆界、观念和意图的”[4],真主统领世俗间一切立法事务,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关于国家信仰和伊斯兰律法。巴基斯坦建国后,虽历经变动但国名最终还是定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国名中就明确了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至高地位,一定程度上也明确了作为伊斯兰教根本经典的《古兰经》必将在宪法条款中凸显其重要意义。“布托宪法”第二条规定,“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国教”,并且“提倡团结和遵守伊斯兰教道德准则”(宪法31条)。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乌里玛等伊斯兰力量的坚持和世俗政权领导者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思想根基,那就是《古兰经》多次明确谕示,“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3:19),“这本经,其中毫无可疑,确是敬畏者的向导(2:2),“你们当为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2:193)”。穆斯林们相信,人们追寻真理的方向就是真主的方向,就是伊斯兰教引导的方向,“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真主确是宽大的,确是全知的”(2:115)。同时,在广大穆斯林心中,伊斯兰律法体系是包含了真主意志的实体,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所作所为都要符合真主要求。由此,从根本上就确立了以《古兰经》和《逊奈》等为核心构成的沙里亚,将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处于最终解释的优势地位。在“布托宪法”条款中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沙里亚法高于世俗法地位,沙里亚是巴基斯坦法律体系的基础,但在宪法中规定,“一切现行法律必须同古兰经和圣训所规定的伊斯兰戒律保持一致。在本编中,古兰经和圣训所规定的伊斯兰戒律简称为伊斯兰戒律。不得制定任何同上述戒律相抵触的法律”(宪法227条)。实际上,《古兰经》对此也有着明确的教谕,“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裨益更多的,是结果更美的(4:59)。此外,宪法还要求组成单独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委员会可就议员或省议会的某一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戒律想抵触的问题进行界定答复,“总统或省督根据议院或省议会全体议员的五分之二提出要求,可以就议院或省议会的某一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戒律相抵触的问题,征询伊斯兰委员会的意见”(宪法229条),同时还“就使现行法律同伊斯兰戒律相一致的措施及其实施步骤提出建议;以适法的形式编篡可以赋予立法效力的伊期兰戒律,以供议会和省议会参考”(宪法230条)似乎此项规定并无很强的法律强制性,但作为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对真主的虔诚决定了任何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必须符合《古兰经》精神,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古兰经》和《逊奈》等伊斯兰经典相抵触,否则可能就会形同虚设。“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的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理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完全顺服(4:65),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就传达着真主的声音,“任何一项法案在提交伊斯兰委员会征询意见后,如果委员会认为该项法律同伊斯兰戒律相抵触时,有关议院、省议会、总统或有关省督应对按上述规定提前制定的法律进行复议”(宪法230条)。

三、关于法律面前公民地位的表述。“布托宪法”多处提到建设人人平等的国家和社会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目标,在宪法序言中就提及要保证公民以下基本权利,“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经济和政治公平,上级在遵守法律和公共道德前提下的思想、表达、信仰、礼拜和结社自由”,“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将得到彻底的实行”。该宪法条款中,人人平等这一规定还细化到一些具体场合和具体活动,如“在进入公共娱乐场所及游览胜地(但宗教专用者除外)方面,不得仅因种族、宗教、种姓、性别、住处或出生地不同,对任何公民实行歧视”(宪法26条),在适用于任用巴基斯坦公务员时,则规定“不得根据种族、宗教、种姓、性别、住处或出生地而对具备资格的公民实行歧视”(宪法27条)。宪法的第40条,还将这种平等关系上升至国家层面,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明确了努力方向,“国家应在伊斯兰团结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和加强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兄弟关系”。在《古兰经》基本教义中,兄弟般的、平等和睦的人人关系原应只出现在穆斯林内部,出现在信士之间,或者说“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即“信士皆为兄弟(4910)。要求信奉同一真主的民族和群体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向异教敌人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准绳,不要自搞分裂。你们应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了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兄弟。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是真主使你们脱离了那个火坑。真主如此为你们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遵循正道(3:103),“你们的这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你们应当只崇拜我(21:29)。除此外《古兰经》还提到,“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5:2)。对于多神教徒等异教徒,由于他们不虔诚信奉真主,自会堕入火狱,真主也并不主张剿灭敌人,除非受到威胁,因为与信奉至高至上真主的伊斯兰教相比,其他宗教毫无可比性,“宗教毫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2:256)。似乎正邪之间、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不可能达到信士之间的兄弟关系。但现代国家的民主精神已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原英国殖民地留下了深刻痕迹,所以即使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不再用狭隘的古老宗教观念来评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视为兄弟关系。1916年前后,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在一次讲演中就曾提到,“对于印度教徒,我们应保持友好的态度与兄弟般的感情”[5]。他在20年代还指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6]。1973年“布托宪法”制定过程中,为安抚宗教界人士,布托就承诺“将努力在伊斯兰教团结的基础上保持和加强同穆斯林国家的兄弟关系”[7],他将他对许多亚非伊斯兰国家的访问称之为“在兄弟之间的旅行”。因此,宪法有关条款规定,不仅反映了《古兰经》和《逊奈》的相关主张,也反映着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发展的需要。

四、关于穆斯林个人生活层面。伊斯兰教经典教义除规定穆斯林的公共生活准则,对于私人生活如个人副功、法定礼拜等宗教修为和宗教仪式以及健康、饮食、社会关系等也都有所规定,这一点在《古兰经》中的第二章《黄牛》、第四章《妇女》和第六章《牲畜》等都有所体现。作为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在宪法中列出条款保证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宪法规定,“穆斯林能够依照《古兰经》和《圣训》所规定的伊斯兰教教义和要求,在个人和集体领域内安排其生活”(宪法前言),“国家应采取措施使巴基斯坦穆斯林能够按照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观念来安排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并且为使他们能够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理解生活的意义提供方便”(宪法31条)。从国家根本大法角度上讲,保证公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正常秩序是国家政权的基本建设目标,但是作为伊斯兰国家,这些规定还表达着另外一层意义,即能否保证伊斯兰准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得以完整体现。如对于婚姻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要求穆斯林要按照《古兰经》等经典,恪守婚俗,反对私通。“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得强占妇女,当作遗产,也不得压迫她们,以便你们收回你们所给他们的一部分聘仪,除非她们作了明显的丑事,你们当善待她们,如果你们厌恶她们,那么,你们应当忍受她们(4:19),“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17:32);对于饮食卫生,则是要求人们要严守教规,远离禁物,“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2:173),“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感谢(5:6)

对于教育,“布托宪法”同样非常重视,它不仅赋予不同宗教和种族的公民有平等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还对穆斯林的教育发展做出了特殊规定。对于穆斯林“实行古兰经和伊斯兰学的强制性教育,鼓励学习阿拉伯语并提供便利,保证古兰经的印刷出版准确无误”(宪法31条),并将教育权利进一步扩展到各宗教派别,“不得阻碍任何教派或者教会在完全由它维持的教育机构里向属于本教派或教会的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宪法22条),从而以最高法律的名义对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给予了保障。实际上,除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人才需要,它也体现出伊斯兰教传统教义对教育知识分子特别是伊斯兰学者的尊重。《古兰经》谕示,“每个有知识的人上面,都有一个全知者”(12:76),“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穆罕默德也说到:“知者的睡眠强过无知者的礼拜”[8],“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9]。伊斯兰教经典教义认为人只有具备知识,才可能拥有理智,只有拥有理智才能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奥秘所在,才能认知真主在创造万物中的真谛所在,所以推动每个穆斯林不懈学习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应当宣读,你是主是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96:1-5),圣训中也提到,“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10]

作为总人口97%都是穆斯林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国家活动和礼拜、婚姻、交往等个人活动都不可避免要打上《古兰经》的烙印。与阿拉伯半岛众多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教合一不同,南亚次大陆长期以来深受殖民宗主国英国的影响,无论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后来的孟加拉,其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都延伸了英国的民主制度模式。以真纳为首的巴基斯坦知识精英一方面认识到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在南亚次大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也不愿放弃西方社会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传承,或者说,他们比其他普通穆斯林更加清醒认识到西方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先进性所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很早就提出穆斯林要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世俗的教育方式,从家庭到社会,从取消一夫多妻制、提高妇女地位到推行西式教育、改革宗教仪式,全面提出了宗教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主张[11]。真纳的建国方案也是建立基于联邦制上的巴基斯坦世俗政权,而不是神权国家,对此他说过“认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宗教国家,这是一句完全错误的话”[12],为此他一方面希望能够推行议会民主制,一方面又能够“保卫伊斯兰教教义”。但在他过早逝世后,制宪会议受到宗教势力施加的更多压力,1949年通过的“建国目标决议案” 就相关宗教问题的陈述(如决议案规定:主权属于真主,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行使主权;巴基斯坦应是一个建立在公正、平等和宽容的伊斯兰原则上的联邦共和国;司法应该独立;少数民族受到保护;穆斯林应按《古兰经》的教导生活等等。)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结合”[13],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与传统的伊斯兰势力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之后巴基斯坦的发展虽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真纳等人的建国主张,但由于乌里玛和伊斯兰促进会等伊斯兰组织势力强大,使他们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显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民众中也享有很大的威望,在此影响下,巴基斯坦的政治伊斯兰化趋向和伊斯兰政治化的趋向都日趋明显。1973年“布托宪法”的出台,特别是其中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许多规定,就表明了国家政权世俗化主张与神权化主张的妥协。但是与伊斯兰兄弟国家相比,巴基斯坦政权的宗教色彩仍然较为淡薄,而且布托总统“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则表现出世俗化倾向,引起了宗教界人士越来越强烈不满”[14],在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和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等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反对下,布托总统于1977年7月下台。之后的齐亚·哈克(Mohammad Ziaul-Haq1977—1988)总统虽然一度废止“布托宪法”中的许多条款,但恰巧是在他任期内,掀起了巴基斯坦全面伊斯兰化运动,不仅成立了伊斯兰议会,建立特别沙里亚法庭和宗教法庭,使法律和司法制度伊斯兰化,并实施天课税、无息存款等一系列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经济政策,还在军队里设置宗教导师的专职等等。由此我们可以认为,1973年“布托宪法”既为巴基斯坦全面伊斯兰化提供了法理思想,又是巴基斯坦全面伊斯兰化的萌芽。虽然最终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并没有取得成功,国家宪政仍旧回到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轨道上来,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命题了。

注释:

①“乌里玛”泛指所有得到穆斯林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

②“逊奈”又称为“圣训”,意为“道路”、“行为”等。原指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汇集于圣训中成为后世穆斯林生活和行为准则。后来该词发展为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言行及其所默认的弟子的言行的专称,汇集的言行结集统称为《逊奈》著名的圣训集有《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艾卜达吴德圣训集》、《铁密济圣训集》、《奈萨义圣训集》等。

参考文献:

[1]1973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2]《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3] [13]杨翠柏.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J].南亚研究季刊.1996(4).

[4] 萨义德·侯赛因·纳速尔伊斯兰教[M]王建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60页.

[5][6]Hector Bolitho.Jinnah.London,1954.p66, P89.

[7][14]唐昊,彭佩.巴基斯坦,孟加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31页,152页.

[8][10]圣训精选.程法勒译.第109,20页.

[9]李淑华.《古兰经》教育思想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8).第53页.

[11]刘曙雄.20世纪伊斯兰世界主要思潮及其文化根基[J].南亚研究,2003(2).第82页.

[12]唐孟生,孔菊兰.巴基斯坦文化与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