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新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1963年3月2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促进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1962年的中印战争排除了中国对签约损害中印关系的担忧，也排除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疑虑，成为促成“协定”的条件之一。1899年英国关于划分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边界的照会是确定中巴边界“文本依据”之一，这一文件的提出受到中俄密约的影响，是英国对俄“以守为攻”，对华“以退为进”策略的体现。1761年开始的中国与坎巨提的藩属关系是确定中巴边界更久远的“习惯依据”之一，1875年至1884年中国收复新疆的战争，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藩属关系，维护了古老的“习惯依据”。
【关键词】中巴边界；中印战争；英国照会；中俄密约；坎巨提；收复新疆；
国家的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领土和另一个国家领土及其延伸的界线，是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继而保证国家主权存在、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础。同时，边界又必然受到自然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等多种原因的制约。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划分于现代，但其基础却深植于历史长河之中，本文尝试采取倒叙的方法简要追溯这些基础的近代历史，并着重讨论它们与若干历史事件的关联，以便更深刻地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复杂的现实，并为展望未来提供些许历史启示。
一、现存边界与睦邻友好
现存中国与巴基斯坦（包括巴控克什米尔）的边界，中方一侧由西向东依次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叶城县(以上两县属喀什地区)、皮山县(属和田地区)。大致以经过明铁盖达坂(Mintake Daban在塔什库尔干县境)、红其拉甫(Khun jerab在塔什库尔干县境)、乔戈里峰(Chogri peak)、因地拉科里山口(Indirakoli pass。仅我国地图有此地名)、喀喇昆仑山口（在今皮山县境）的分水岭为界。山北之水，如克里青河(Kelechin river)、克里曼河(Koliman river)，入叶尔羌河、终归于新疆的罗布泊。山南之水，如新沙勒河(Shimshal river)和红其拉甫河入吉尔吉特河，后者乃巴基斯坦印度河的一大支流，吉尔吉特河上游的罕萨城就是昔日“坎巨提”首邑。
现存中巴边界确定于20世纪60年代。1963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为了确保边境和平，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由两国的全权代表和外交部长陈毅和布托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简称中巴边界协定）， 正式划定和标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
协定共7条，主要内容有：鉴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同意，这段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并参照自然地形，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划定双方的全部边界线；双方根据上述原则来确定边界的走向；双方同意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以河床的中心线为界，以达坂(山口)为界的地点，以分水线为界。中巴此段边界有一小段系顺克晨青和克里曼河，故该协定规定，河界根据河中心点。此等河道航行不易，故难划航行线，乃以中心线分，河中沙滩亦应如此平分(1965年，两国完成订立界标40座，但对沙滩问题尚无明文规定，只说立界后如有争执之处，以和平方法解决)。双方同意成立联合标界委员会，负责实地勘察，树立界桩，制作地图，划出界线，草拟一项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走向和界柱位置的议定书；并制印出一个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附入议定书；双方同意上述议定书签订后，即成为本协定的附件，该项详图将代替本协定的附图；两国间实际存在的边界划定后，如果发生任何边界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所述的边界，同我国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巴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保持本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
领土是人类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是国家主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领土争议经常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国际争端的重要引线，尽管上述协定属于临时协定，但却是中巴两国最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边界文件，它不仅有效地规定了两国边界，而且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协定签署以后，中巴关系迅速健康发展。正如1964年3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庆祝中巴边界协定签订一周年》所说：“中巴签订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是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实际存在的边界，过去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为了确保边境安宁和发展两国的睦邻关系，我们两国政府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寻求友好解决的办法。在两国政府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的过程中，双方都把维护中巴友谊和亚非团结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照顾到历史和现实情况，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精神，进行诚恳的协商，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障碍，很快就达成了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中巴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的深厚友谊，在原有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协定签署不久，1964年2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应邀访问巴基斯坦。同年12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1966年3月，中国主席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密切，1965至1971年，巴基斯坦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则在重大国际问题给予巴基斯坦有力支持。以后，中巴两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合作日益加强，两国正沿着“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景不断努力。
二、确定边界与中印战争
1948年巴基斯坦独立，1951年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两国边界却一直未能划定，直到1963年谈判签约才正式确定。确定边界为什么延搁15年？因为此事涉及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的多边关系，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克什米尔问题。
那么，为什么中巴又在1963年签署边界协定确定边界？其中有着众多的历史成因，但是，中国和印度于1962年发生的战争关系，简化了部分障碍，成为重要原因之一。
中印战争的基本原因是印度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要求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例如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一面宣称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一面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中印战争的又一原因是印度对西藏独立的支持纵容。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西藏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有着紧密联系，为了本国利益，印度当局中的部分人不惜干预中国内政，希望建立“缓冲国”，希望西藏保持经济上停滞不前，政治上神权至上，多方面依赖印度的局面。尼赫鲁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为此，他们宣传“藏独”理念，通过摄政大扎和代理藏王鲁康娃对十四世达赖灌输亲印思想；他们提供“藏独”据点，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堡，继续从事“独立”；他们挑拨中央与西藏关系，在不同场合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等甚至对立的位置；他们分化西藏上层，利用机会抬高达赖，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即便在西藏叛乱平定以后，他们依然不惜余力地支持“西藏独立”。
中印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印度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印度当局对中国边境进攻、蚕食一直没有停止，进入60年代更加变本加厉。在西段，从1961年到1962年９月，印军先后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以后印军又先后在择绕桥（9月17日）、克节朗河等地制造流血事件，伏击中方运输人员，射击中方哨所，打死打伤中方人员，并出动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
显然，印度当局中的部分人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中国基本利益，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终于引发了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的中印战争。历时1个月的战争，中国军队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战争中，印军３个旅全部及其他５个旅各一部被歼灭，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被俘，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被击毙，总计歼灭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中方也伤亡2400余人。
事实证明，虽然中印战争是中印矛盾的激化的结果，但是客观上排除了签订中巴边界协定的障碍，有力地推动了协定的签署。
首先，中印反目，排除了中国对签约损害中印关系的担忧。中国和印度都曾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历史上，两个国家都遭受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印度更是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民族运动的兴起，两个国家分别取得了独立，两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众多的相似，曾经拉近了两国关系，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关系经历了的一个蜜月期。在此背景之下，如果要同印度宿敌巴基斯坦签约就不得不应顾虑“亲密邻邦”印度的反应，不得不权衡南亚政策的利弊得失。中印两国由于边界争端引发军事冲突，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府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利益评估，也由此改变了中国在南亚的总体政策。由于中印两国反目和双边关系走向对立，关系蜜月已经结束，担心损害中印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疏印已成现实，近巴不必忌惮。
其次，中印战争，排除了巴基斯坦对中国态度的疑虑。由于中国与印度的外交蜜月，巴基斯坦对中国存有怀疑，以至于一度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意在牵制苏联和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由此导致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相对冷淡，这种情形直至1955年万隆会议后仍未改观。尽管，60年代初，中巴开始靠拢，但疑虑尚未完全打消。中印战争明确了中国对印度的立场，展示了中国的国力，表明了中国维护和平的愿望，所有这些引导巴基斯坦当局克服疑虑，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中巴关系改善，排除了克什米尔问题的牵制。中巴边界协定涉及克什米尔问题，由于中、印、巴的复杂关系，这此以前，中国对待克什米尔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不介入，强调印巴双方应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由于当时印度在南亚的力量占据优势，中国的这一态度实际上对印度更有利。但是，这种“不介入”的姿态也有特定的内容，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的最好时期，周恩来总理仍婉言谢绝了尼赫鲁总理要他访问斯利那加的邀请，也拒绝对克什米尔争端发表任何偏向印度的评论。中印战争导致外交格局变化，中国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开始批评印度的政策。中巴边界协定其实正是表明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同情和支持。但有必要指出，中国在该问题上表现出审慎的立场，在声明中强调缔结的中巴边界协议只是暂时性的，有待将来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最终决定后，再予以调整和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印之战改变了中、印、巴关系，在中巴解决双边边界的谈判过程中，印度不断采取阻挠措施，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扮演了中巴确定边界的“无意识”促成者。为阻挠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印度不断在中巴之间制造谣言，挑拨中巴关系，迫使中巴双方不断揭露谣言，反而创造了较好的协商氛围。印度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不断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拖住巴基斯坦，结果由于谈判没有进展，反而坚定了巴基斯坦与中国确定边界的决心。当谣言与烟幕都不能阻挡中巴边界谈判时，印度又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企图占领克什米尔，以既成的事实来阻挠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结果进一步暴露扩张意愿，促使中巴加快谈判速度。
终于，在包括中印战争在内的历史合力之下，中巴签订边界协定，确定了相关边界。
三、文本依据与中俄密约
中巴边界协定明文规定：“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那么，什么是作为基础的所谓“传统习惯边界线”呢？回溯历史就会发现这一基础极为复杂，其中重要文本依据是1899年英国照会提出的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边界的大致走向。
1899年3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窦讷尔爵士(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代表英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划分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的边界，其中包含关于今中巴边界的内容，照会主张：从1895年英俄边界委员会结束工作的小帕米尔上的山峰起，边界线向东南延伸，在明铁盖·阿格孜穿越过卡拉秋库尔苏河；自此继续东南行，在卡前乃山口接穆斯塔山脉主脊。沿该山脊向南行，穿过红其拉甫山口，继续南行到星峡尔山口正北的山峰。从这一点起，边界线离开主脊，沿一条支脊向东行，几乎与从星峡尔到罕萨的哨卡大尔瓦沙的道路平行。边界线转向南，穿过大尔瓦沙哨卡，在这一点上穿过从星峡尔山口来的道路，然后攀上最近的一条支脉，重新回到主脊，边界线再沿主脊前行，穿过穆斯塔、加舒尔布鲁木和萨尔托罗等山口到喀喇昆仑山口。
通过分析比较，关于照会所载边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照会设计的边界是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的边界，这一边界设计主体与今日中巴政府均无直接关系，但由于巴基斯坦独立后，继承了英属印度的部分遗产，照会设计的边界设计包含了今日中国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接壤地区，因此同中巴两国领土关系密切。
二是照会设计的边界同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相比，在边界走向及主要标志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据有关学者研究1963年中巴边界谈判曾依据1927年英印政府提出的边界线“达成了协议”，而 1927年的边界方案似乎与1899年的照会设计大体“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1899年照会设计的边界正是“传统习惯边界线”基础的文本依据之一，而且是产生较早，更为重要的文本依据。
三是照会设计的边界同以往英方人员的设想相比并不相同，例如同1897年英国陆军情报局的主任的约翰·阿尔达爵士(Sir John Ardagh)在所建议的边界相比就有所南移，显然，其中包含着英方对以往咄咄逼人扩张欲望的收缩，以至于1963年的中巴边界让西方人看来似乎巴基斯坦对中国放弃的许多领土。当时清政府喀什葛尔道员黄光达也曾评论这一照会：“英人得步进步，初意侵我内界，” “继以俄人借口，遂作退计”，指出英方随情况变化而发生的态度变化。
那么，为什么英国面对日益衰落的中国会收缩自己扩张的欲望呢？原因依然复杂，不可忽视的是与中俄密约的联系。中俄密约是指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
俄国签订密约的原因是“借地接路”。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横贯欧亚两大洲的西伯利亚铁路。俄国竭力想取道我国东北筑路，不仅缩短路程，而且渗入中国，对扩张势力将大有好处。
中国订约的原因是“借力结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马关条约》中最初有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为了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沙俄联合德、法，三国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通过追加中国对日赔款，换取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交涉中，俄国扮演了为中国“打抱不平”的“救星”角色，致使清政府中“以夷制夷”的意见抬头。
双方迅速签约的直接原因则是俄国的威逼利诱。一方面，俄方利用清政府部分官僚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把“借地接路”作为实现结盟的先决条件。为迫使李鸿章就范，俄方不断施加压力，威胁讹诈，以中断谈判相要挟。另一方面，给予李鸿章较高的接待规格，鼓吹俄国力量，阐述结盟利益，终于签约。
全约共六条，内容是：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为使俄国便於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及军需品﹔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同年9月8日，根据《密约》第四条，由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至此，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中国在名义上也与俄国建立了同盟。
表面上，从干涉还辽到签订《密约》都是俄国外交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增加了俄国与列强争夺的信心，鼓励了俄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不仅率先在中国东北租借旅顺，影响远东的地缘政治，而且加快了在中南亚的扩张步伐，向包括英国在内列强提出严峻的挑战。
英国划界照会正是应对挑战的组成部分。面对俄国的紧逼，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英国采取了造成既成事实，避免他人捷足先登的总战略，并且，在不同地点，依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在对手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积极进取，例如在中国东南沿海，英国强租新界，侵占威海，避免俄国乘虚而入。而在对手力量较强的地区，则力争保守，例如在中南亚的局部地区，英国便一度放慢了侵夺的脚步。划界照会要求清政府“请将坎巨提让出”，同时应允“印度代坎巨提让与中国”“塔尔巴什及喇斯库穆等地”，其目标便是争取尽早确定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的边界，造成稳定局面，避免俄国浑水摸鱼。照会背后有两层深意。
首先，“以守为攻”应对俄国的攻势。英、俄两国在中亚、南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的争夺由来已久，19世纪90 年代初，在争夺帕米尔地区等斗争中，俄国已经居于攻势。从三国干涉还辽到中俄密约签订助长了俄国的扩张欲望，于是，在中南亚地区，俄国进一步咄咄逼人。英国虽是老牌列强，但此时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尤其在当时的俄法结盟，德国参与，自己相对孤立的时期，英国决定以保有既得利益为主，争取让已经基本控制的坎巨提地区的控制权合法化，而暂不再大规模地北进，避免刺激俄国，避免与之全面与抗争。
其次，“以退为进”争取中国的支持。尽早确定边界，必须得到当事一方——中国的同意，过分的侵占要求必然遭到拒绝，尤其在中俄密约签订以后，更容易遭到俄国的干涉，致使问题复杂化、长期化。可行的方法是在以往侵略要求的基础上稍作让步，以换取确定边界，杜绝俄国火中取栗。于是英方对坎巨提的侵占要求没有采取赤裸的“索取”，而是形式上的“互换”。当然，这种“让步”仅仅是对以往侵略野心的收敛，绝非真正的实质让步，因为换取坎巨提的砝码原本就包含英印政府蚕食中国的领土。
由于中方的疑虑，这一照会的划界目标没有实现，却为60年以后中巴确定边界留下了相对合理的参考文本。
四、习惯依据与收复新疆
同文本依据相比，确定边界更根本的基础是事实，为了弄清中巴边界的事实依据，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历史。1899年划界照会的焦点在坎巨提，划界的关键依据正是中国对坎巨提历史悠久的宗主权，尽管那时这种宗主权已不完整。
坎巨提是清代中国西北边疆的一个部落，史书曾被称为棍杂、谦珠特等，有时也把这一部落活动的主要区域称作坎巨提，坎巨提的领地分布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大峡谷，通过一个个山口西连帕米尔、阿富汗；北通新疆色勒库尔，南接印度、克什米尔，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通道与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地，所以成为这一地区的焦点。
那么，为什么英印当局愿意将所谓“习惯边界”划在坎巨提一带，甚至承诺用其他土地“换取”清政府承认英印当局对坎巨提的控制权呢？那是因为中国曾经拥有对坎巨提的宗主权和巨大的影响力。大约在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取得对于坎巨提的宗主权。当年6月，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桂奏称，坎巨提首领派其子向清廷贡献黄金，以后形成定例，每三年贡献沙金一两五钱，由坎巨提使者解送贡金至清政府喀什噶尔道，喀什噶尔道台按照惯例赏赐绸缎、银器等财物，贡献成为藩属关系的一个标志。以后，坎巨提更换首领也照例向清喀什噶尔地方政府报告批准，册封成为藩属关系的又一象征。从此藩属关系连绵不断，持续百年，这便逐步形成后来划分边界的事实依据之一，成为支持中国“习惯边界”应在坎巨提一带的证据之一。
然而这一藩属关系在咸同年间，遭受打击，一度中断。1864年(清同治三年)，新疆发生大规模反清运动，当时反清势力鱼龙混杂，领导权多为阿訇、和卓、伯克和清朝地方官吏等上层分子所掌握。为了争夺权利，扩展地盘，他们互相攻杀，形成若干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南疆喀什噶尔城(今喀什)的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伯克向中亚伊斯兰教汗国浩罕乞师求援，迎请大小和卓的后代——布素鲁克汗返回新疆。1865年春，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随布素鲁克汗进入南疆。阿古柏进入南疆不久，便驱逐布素鲁克汗，并对其他各支反清势力展开进攻，先后攻占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库车等地。1867年，建立所谓“七城之国”，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乌鲁木齐，据有天山南北的大片地区。这一政权一面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一面同当时争夺中国新疆的英、俄两国侵略势力进行勾结。1868年，英国派代表与阿古柏建立直接联系，唆使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并给予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1873年，英国又派出费赛斯使团带给阿古柏一封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和大批武器。次年，双方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条约，英国取得在新疆自由进出、商品自由流通及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等侵略权益。与此同时，俄国为抵制英国扩张势力，也密切注视着阿古柏入侵新疆的事态发展。1868年，派出名叫克卢道夫的商人到喀什噶尔活动，同年，阿古柏也派人去塔什干和彼得堡同俄国政府进行勾结。1872年，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便派出以考尔巴斯为首的使团来喀什噶尔，同阿古柏签订条约，表示承认支持阿古柏。
阿古柏的侵夺让新疆陷入被肢解侵吞的险境，也阻断中国与坎巨提的联系。对此，后来刘锦棠等人多次提及“色勒库尔南部的回部坎巨提，归化已久，自阿古柏窃居喀什噶尔后，隔绝不通”，“以燕尔微区 ，凭险自固，岿然独存”，证明了交通的阻隔。至于刘锦棠等人宣称“该头目俄则项固守旧部 ，不甘从逆，”“其孤立不屈，深明大义”则并非事实，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压力下，坎巨提采取了小国与大国交往中惯用的策略，悄悄的向克什米尔国表示服从，同时，坎巨提还向拉达克 、奇特拉尔 、阿富汗支纳贡金 ，向印度表示友善。交通阻隔已经使坎巨提与清政府的藩属关系危在旦夕，原有的“习惯边界”岌岌可危。
面对危机，清政府内部对是否收复新疆存在分歧。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大臣主张“海防论”，即放弃新疆，主要防御东南沿海；而左宗棠等人则提出“海防塞防兼顾”，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决心收复新疆，并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进军方针，于1876年收复天山北路，1877年进入南疆。阿古柏在节节失败、众叛亲离情况下服毒自杀，其汗国亦随之覆灭。接着，迫于左宗棠西征大军积极准备进军伊犁的态势，沙俄不得不与清政府就伊犁问题举行谈判，最后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的领土，新疆连绵近20年的动荡终于告一段落。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加强了西北边疆的管理和防务。
收复新疆的行动恢复了中国与坎巨提的联系。前线指挥刘锦棠报告：“此次官军克复南八城 ，该头目（坎巨提首领）遣使递禀，并循例贡沙金一两五钱，且以该处通温都斯坦要隘 ，距边界十日程，请示办理 。”光绪帝下达谕令是：“照旧扼守，严查出入，并赏给五品顶戴及衣料布匹等件”。显然，以贡献与封赏为标志的藩属关系得以恢复，尽管，此时的坎巨提还同英国控制的克什米尔保持关系。
收复新疆后，中坎关系得到发展。1886年，英国在拉达克的监护官伊莱亚斯表示确信坎巨提最终将被合并于新疆。坎巨提首领俄则项对来访的英国克哈特上校坦白地说“他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不承认其他统治者。”1886年，俄则项的儿子萨福德·阿里杀死父亲，夺取首领职位，并于1887年，派遣使者前来喀什噶尔朝贡，以首领继位不久，人心不稳，恳请清政府派员视察，安定民心。喀什噶尔道台黄光达选派布备特回部首领库尔班前往坎巨提传达谕令，查看情形。库尔班回来后为萨福德·阿里请求职衔，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批准赏给萨福德·阿里花翎四品顶戴。”清朝对坎巨提首领职衔的提升正是关系密切的写照，中国的“习惯边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收复新疆后，坎巨提与英国的关系则逐步冷淡。甚至在1885年有向英印政府报告坎巨提首领俄则项在中国授意下驱逐以洛克哈特为代表的使团。英国不能容忍这种游离，在多次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终于决意使用武力，1891 年11 月29 日， 吉尔吉特的英军司令艾吉农·杜兰上校对坎巨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修建一条从吉尔吉特到坎巨提、那格尔的公路，遭到拒绝后，12月，一千多英军侵入坎巨提，修筑炮台，修建道路。
即便英军侵入以后，中国也没有放弃与坎巨提的关系。清政府一面采纳了陶模的建议赈抚坎巨提遗散流民，羁禁坎巨提废黜首领；一面采取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指示驻英使臣薛福成向英外部提出交涉，迫使英方同意坎巨提继续向清朝贡献沙金，承认清政府选择的新首领，并且共同参加新首领的册封仪式。清政府宗主权影子依然长期在坎巨提萦绕，让英印当局坐立不安，以至于在1899年提出照会希望“换取”清政府对坎巨提的“让出”。
毋庸置疑，没有收复新疆的壮举，中国的“习惯边界”必将大大内移，中巴边界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也许左宗棠在力争“重新疆者”，“所以卫京师”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恢复新疆以维护对坎巨提的宗主权，更难以想到习惯的宗主权，成为百年之后中巴边界协定的依据，但这就是历史事实。